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3:16).

社區信仰方式—教會與社會的雙重建構

作者:李向平 來源:基督時報蒙允轉載 2021年02月22日 09:18

探討基督教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如果“以基督教為出發點”來回答問題,那其先決條件就是假定,人們如果願意,就可以采取一種超越現代社會的基督教觀點。如果“以現代社會為出發點”來回答,那其先決條件則是假定,存在著某種與基督教相並行的立場。但這兩種假定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不能從我們的生存之外及基督教和現代社會之外的觀點出發來回答這一問題。基督教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問題,其意義不在於它是一個與我們無關的對某些事物的學術探討,而在於它是一個我們自己投身於其中的一個行動。3

保羅·蒂利希似乎在告訴我們,討論基督教在中國或中國基督教及其與中國社會之關係,神學關懷與社會參與均為非常重要,不可偏執一端。

200多年以來,整個基督教東漸入華的曆史進程裏麵,基督教所遭遇到的各種阻力的確不少,但在這些阻力之中,最能夠產生社會影響的阻力之一,應當就是對基督教所謂製度宗教及其教會、團體式的信仰方式,嵌入了一個唯有國家與個人二元對立的這樣一個總體社會。

盡管基督教的教派、宗派的產生和發展,本來就是基督教組織演變的一個基本法則,然其進入中國社會之後,中國人對此法則的接受和理解卻很困難。換言之,在尚未建構為公民社會之中國社會,它們與基督教教會的存在於發展之間已經構成了一種張力,成為討論基督教在中國或中國基督教之際難以回避的基本問題。

中國基督教這種張力型的結構形態,主要是因為基督教的一個基本發展模式,往往就是宗教社會學理論總結出來的那樣,是“教會”與“社會”之間二元對應的製度結構,或是從此製度模式衍生出來的教派、宗派變遷模式、以及信仰實踐模式。當“社會”對“教會”的接納功能、理解功能比較弱小的時候,“教會”就會成為國家政治直接麵對的問題,政教關係間的張力結構自然就會強化、突出。

時下對於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及其相關問題,大多即是基於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的彌散的個人的混合模式,而在社會結構層麵上的體現,始終覺得中國社會和基督教教會之間的張力難以消解,甚至會越來越強化。

但是,深究此類問題,根源依舊還在“社會”與“教會”之間互動功能比較弱小的原因,促使中國基督教信徒以著重於內在的敬虔主義、著重於個人的救恩,來麵對各種外在的張力。因此,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發展或增長,就完全不是歐美教會那樣采取了社會學或宗教社會學的發展途徑,而采取了一條真正體驗屬靈的原則,體現了十字架神學的奧秘,也是苦難神學的內涵。

這種苦難神學的功能,就是在各種張力結構之中,它依舊能夠使基督教處於一種發展的過程之中而不會自我萎縮。然而,正是這種發展模式,使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呈現了一種“社會化難題”,重新麵臨著來自中國社會各個層麵的挑戰,傳統文化信仰的挑戰、乃至社會建設層麵的挑戰,始終處於一種張力結構之中,難以獲得社會層麵的發展,成為社會精神生活、公民權利呈現的一個有機構成。

盡管人們對“社會”的定義比較多元,但人們也常常把占據一定領域、能夠從事人的再生產、具有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精神、超越個別群體、滿足成員主要生活需要、即在功能方麵大體上能夠自給自足的生活範圍稱之為“社會”。

實際上,這就是宗教及其信仰的理想類型得以存在的現實領域。倘若是在社會或現代社會領域缺失的前提之下,作為一個社會子係統的宗教信仰,其所存在的空間及其與功能,很有可能就會處於一種被懸置、懸空的境地,進而呈現種種相關問題。

“社會缺席,宗教安在?”社會之不存,宗教何之有?信仰掛搭在何處?社會是一張皮,宗教是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倘若將這些“毛”貼附在國家政治的皮上,或者是貼附在商業經濟的皮上,則“毛”將不“毛”矣!這就很自然的,構成了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強大張力與基本問題。換言之,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如何能夠把教會與社會之間的“張力”,轉換為基督教與社會政治、傳統信仰之間的“合力”?這就涉及到中國基督教如何把神學與社會整合起來的結構轉型問題。

在此背景之下,香港中文大學盧龍光教授等學者撰著的《愛你的鄰舍》一書,恰好就是選取了教會與社會之互動關係作為焦點,細微地探討了基督教福音、使命與關懷社會的動態關係和問題所在。

本書的核心論述,實乃是針對近年來最引起華人基督徒爭論的問題:“傳講福音與社會服務是什麼關係”?一方麵,教會無疑是肯定傳福音的重要,另一方麵從聖經及教會曆史,我們都肯定上帝對人類社會關懷備至,並因關懷而引致行動。

這是基督教信仰中極重要的一環。但在以往三十多年來,華人教會麵對傳福音與社會服務的關係,卻難以避免地體現了多種理解。比如,教會隻應傳福音,不宜作社會服務、社會服務是傳福音的手段、社會服務與傳福音各有價值而互不相幹、社會服務是傳福音的夥伴等等。

對此,《愛你的鄰舍》總結出一種新的模式:傳福音是宣講與服務的結合。這就是說,“傳福音”不應該隻是“以言語宣講”,乃是“宣講”與“服務”的結合。而把“宣講”與“服務”有機整合起來,建構為一種新型福音模式的,即是教會社工,以教會的工作“小區”(社區)作為連接“教會”與“社會”的最好中介,把社會工作與教會事工合為一體,建構了教會社工及其社區福音模式。

通過愛你的鄰舍,盧龍光等教授從基督教神學當代發展的視角出發,提出基督教福音如何在小區中除去“社會結構性的罪”,作為該書的主題。正如書中指出的那樣,近代西方神學對人類社會最為深刻的反省之一,莫過於指出罪惡的社會向度。作者根據神學家尼布爾的觀點,指出若要解決個人困難,“不能隻從個人入手,因為這些問題與社會製度及政策有關。”(第53頁)

而選擇以小區的教會社工作為解決社會罪惡問題切入點的好處,還在於現存大量可資利用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資源。這是因為各類型社區工作的經驗累積和理論建設已相當豐富,可以作為教會改變社會的資源和參考,以致“社會工作所發展的小區工作模式,可按我們的信仰基礎,配合每個小區的實際處境加以運用,使教會可以具體地在每個獨特的功能小區及地域小區中實踐天國的使命。”(第75頁)

因此,該書麵對的是基督教傳統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基督教曆史上長久以來在宣教事業裏的爭論:即是傳福音還是開展社會關懷、救人靈魂抑或是更新社會、關懷社會?雖然教會需要關心社會似乎已無異議,但華人神學家往往隻談及教會或福音對社會的意義,其中的“教會”與“社會”卻隻是抽象的概念,而缺具體的載體。

但這場爭論,並非單純神學概念之爭。一方麵,它能夠追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宣教運動的曆史及其後之變化,從而奠定了社會福音與教會社工在神學曆史上應有的地位與影響;另一方麵,這對於發展與變遷中的中國基督教教會事功、基督教事業與社會發展層麵,特別具有啟迪與借鑒。

這一基於教會社工實踐的理論討論及其總結,進而梳理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神學演變進路,實際上已經深化了保羅·帝利希有關教會與社會的觀念,把教會與社會、神學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連帶奠基於一個更深刻的基礎。

在教會社工及其神學信仰之“實踐”部分,該書基於對香港教會在過往五十年參與小區工作的曆史經驗,以“小區工作與牧者”為題,以及四位牧者在台灣參與小區工作的經驗與個案分享,提出了一些頗為值得其他華人教會參考的反思,期待或鼓勵更多華人教牧與教會,願意在各自的小區以小區工作的方式去實踐“愛鄰舍”的使命。難能可貴的是,書中詳細列有教會社工之各種工作模式,詳細分析了建立或營造小區的各種利弊與困難,以供讀者參考。

就香港教會與大陸內地教會的關係而言,就雙邊教會所從事的社會服務與公益事業而言,異曲同工,精神一致。但是,就社會工作專業的小區工作服務模式而言,本書所展示的、所討論的教會事工模式,更能體會了香港教會小區工作的成功因素與運作特征,乃是在於其教會社工並不局限於社會工作之“專業”,而在於社會大眾和誌願人士的自願、積極地參與。

特別是從社區與教會的真誠合作,見證了真正的合一精神、以及主內合一的社區工作模式,最終是社會工作專業、社會大眾自願參與及其與基督教教會理想的有機整合,見證了教會攜手參與小區工作的影響力。

總體來說,這種教會的小區工作模式及其目標,無疑是促進整個社會或小區在政策、資源分配,甚至權力結構的改變,以解決社會環境引起的各種問題。包括五項特點或理想:

1. 提倡新公民社會意識(new social ethics);
2. 政府與社群應建立夥伴關係;
3. 以正常地融入小區為服務目標;
4. 喚起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和倡議角色;
5. 邁向關懷的小區。

在此社工、社區中的教會存在,就不再隻是對基督徒才有意義,而是對整個小區;教會的牧者,也不再是會友的牧者,而是整個小區的牧者;牧養的對象,不隻是會友,而是小區中的每一份子,因為整個小區便是牧區,就如約翰•韋斯理所說的:“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區”。宣講與服務基於教會小區工作模式的有機整合、建構,一種新型的神學模式應運而生。

其實,教會社工之“小區”的概念,並非限於地區性小區,其意義是指功能性的小區或共同利益及因素所組織成的群體、族群及網絡。“小區組織”,便是將這些並非生活同在一地區的人士組織起來,建立互助互信之關係網絡。

如果說,基督教信仰體係是一種社會資本,就是強調社會中的凝聚力作為衡量社會中各種組織團體間彼此互動的質素。一個有高凝聚力的社會,可更有效的解決貧窮等問題及使社會的持續發展有良好的基礎。

這裏所討論的“小區”概念,Community= Common Unity),大陸社會學界曾譯為“社區”,其意可指一個因地域或功能╱利益因素而組成的人類群體,也可指傳統的家族、鄉村等,以天然因素所組成,而排外性較強的社會組織;也可指現代城市規畫中自由遷入的住屋社群;或指一些與地域無關而因共同因素(如信仰、種族、性別、興趣,甚至如血友病及艾滋病等病患)而組成的群體、族群及人際網絡。

其共同點是由較固定的人數所組成,彼此有接觸的機會,具有一些共同的背景、價值觀及目標,在生活上會產生相互的影響,因而產生歸屬感、身分建立、委身於群體利益的價值。

實際上,小區或社區——早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單位,正是因為農業社會的逐漸解體,家族關係的重要性逐漸淡化,其他關係的重要性此消彼長的結果。在經典的社會理論中,基於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模式,已經有托尼斯有關“法理社會”與“禮俗社會”、塗爾幹的“有機團結”與“機械團結”、以及羅爾斯的“共同體”等重要概念。在這些理論與概念之中,大多與社區概念緊密聯係,而且以社區作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有機連接、最基本的中介。

正是因為社區或小區的建構及其功能的發揮,法理社會及其有機團結的社會結構,基督教信仰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構成才能順當完成。而教會的社區工作,或者是以小區為單位、為團契的神學實踐方式,卻在一定程度上使保羅·蒂利希有關“神學”與“社會”的兩個理論命題,由此得到基本的整合與落實,不會有一方的執著,而導致另外一方的失落。

至於當代中國的各種宗教組織,它們實際上就是這樣、同時也應當被建構為社區式的社會意義係統,亦可以稱之為“信仰型社區組織”。尤其是隨著當代中國那種一單位控製個人的“總體性社會”的解體,它們可以並能夠利用各個宗教靈活的組織形式、具有自願特點的社會活動,本可以充分發揮其他社會組織沒有的社會功能,起到更加重要的社會服務功能。而這些宗教組織的社會精神取向,正好也適應了當代中國社會在意義選擇層麵,從單一向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雖然小區工作成為專業社會工作方法之一的曆史不是很長,源自1963年聯合國的一個小區發展專家臨時小組出版的一本書: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該書指出,小區發展或稱小區工作,是人民與政府群策群力的過程,目的在於改善小區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狀況,對國家的進步作出貢獻。但是,基於信仰共同體實踐的小區工作,香港教會應該是早已領先。

雖然基督徒僅占全香港人口的8%,卻承擔了40%的中學教育,30%的小學教育,60%以上的社會福利服務,根本超過了香港教會的承載能力,但教會的信仰促使教會參與服務社會的行動。雖然教會本身並非一個社會服務機構,不一定要辦理專業性社會服務機構,但教會是一個在社會中見證福音、服務社會的團體。

所以,小區工作的目標是協助個人與群體的共同成長,透過解決小區問題,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心與合作,培養抗衡罪惡權勢的信心與能力,並且為建立一個較公平、合理、自由、民主、憐憫、愛心的社會而跟小區居民共同投身參與。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共同取向,促使教會社工以其非專業的小區工作方法在新市鎮或舊小區中,由堂區教友與居民同心協力去建立或營造一個互助互愛的小區。

為此,基督教的信仰社區或小區團契,在現代中國社會之中無疑是能夠直接建成為一種社會組織或社會團體,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社區團契的重要社會資本。

因為,從基督教信仰的社會模式看來,其信仰則一般被視為真正融入共同體並與之相連的某個人的內在狀態;恩典被視為上帝使人回歸共同體的活動;罪將被界定和解釋為對共同體的破壞和否棄;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則使人因與神相似而能夠進入共同體:上帝作為三位一體的神就在他自身這個共同體當中。

至於其相關的倫理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性的或者關乎共同體的問題。倫理學就應該也就共同體和人格的本質。人類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生活及與人相處。宗教問題也是關乎共同體的,它思考人類如何使自身與上帝相關聯。倫理情形與宗教情形是相似的,因為二者都包含了對共同體的確立;宗教和倫理不相分離還在於它們所處理的問題都處在同樣的紐帶關係之中,即涉及全部世界(無論是天堂、地獄還是塵世)中所有人的人格關係。4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這種小區、社區、愛你的鄰舍並且成為一個精神共同體的神學語境之中,“上帝的觀念被轉化成為一種邏各斯的觀念,這種邏各斯的觀念支配著信徒團契以及正在自我解放的社會的實際生活語境。上帝變成了一種交往結構的名稱。這種交往結構迫使人們在由於人性的喪失而遭受懲罰時去超越他們偶然的經驗本性,為此,它們通過並非他們本人的客觀事物而間接相互遭遇,彼此邂逅”。5

所以,盧龍光教授有關社區教會工作的論述,必然就會呈現了格外的神學意義與學術價值:在個人與集體性的罪的層麵,華人教會不但傾向於隻著重人內心的罪惡,外在行為亦傾向於隻著重個人的罪行;並且有一種講法,就是若是我們的人民全部都信主,整個社會就會成為沒有問題的理想社會,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一個蒙上帝祝福的理想國家。

這種想法的背後假設,基督徒都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與標準,故此由高道德的個人所組成的群體,也就是一個高道德的社會。基督徒人數的多寡,便會直接影響這個國家蒙上帝悅納的程度。我們當知道,上帝愛世上所有的人,也祝福每一個國家與社會,上帝不會因一個國家基督徒人數的多寡,決定祂祝福的程度。

從這個角度來講,盧龍光教授的神學建設及其社會關懷等觀念,就會得到社會、教會以及廣大讀者最好的理解。就此而言,基督教教會及其人數的增長、宏偉的禮拜堂、豐富的財產,成為不少華人教會成功的指標;其實這些都是屬於世俗的成功標準。持守福音的時代使命根本上,基督教所見證的福音,並非強調在現世生活中達到世俗標準的成功。

因此,上帝如何在小區這個群體中工作?教會又如何可以與上帝在小區中同工?專業社會工作中的“小區工作”模式與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如何彼此結合?特別是教會小區工作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有什麼機遇可以抓緊、危機、轉機等等。這些問題及其解決的路徑與方法,已經成為華人基督教或中國基督教的當務之急。

今天的西方政治哲學與政治神學領域有大量文獻在討論“neighbor”鄰居等問題,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很多學者發現,這個neighbor所指向的,就是一個典型的自然的不喜歡的向度。其中,真正的政治問題正是在於:彼此不喜歡的人被“放”在一起,被“拋”進同一個共同體空間內,如何群處,或者說,如何培養出一個“公民政治”?所以,公民社會公民政治不能基於“自然的在一起”。因為,“自然的在一起”這個維度,實際上是前政治乃至反政治的現象。

“愛你的鄰舍”,就不僅僅是人與人“自然的在一起”了,而是基於信仰與共同體的價值要求團契在一起了、走到一起來了。這就從基督教信仰社工的層麵,為基督教在中國社會及其實踐模式等問題提供了一個思考與實踐的路徑。

韋卓民先生曾經提出,中國基督教的社會處境,將以“四個中心點”(The Four-centers Church)為基礎。這四個中心點是:細胞教會(cell group center);社會服務中心(social service center);基督教培訓中心(Christian center of learning);朝聖(pilgrimage)或避靜退修中心(retreat center)。

按照韋卓民的說法,在此四個中心點之中,“細胞教會”和“社會服務中心”才應當是基督教地域化的重要層麵,特別是“細胞教會”的假設,應當是中國基督教“聖徒相通” 的中國地方基督教所建構起來的人際交往結構。教會的社工模式,正是這種人際交往結構的神學建構方式。

這種有別於西方差會模式的細胞小組的教會運作模式,小組宣教,宜於落地生根,更加容易與非西方社會的傳統文化打通;其成員互動、人際網絡,能夠以小組團契的精神關懷形式取代傳統家庭的關懷方法。

同時,它的小組聚會和細胞教會形態,以其多變和多元的傳教方式,還能突破中國社會主體文化價值體係對於基督教信仰傳布的意識形態限製,大大地降低了教會與主流社會環境、文化價值體係與基督教組織之間的張力,使教會與社會、民眾與教徒之間的溝通改變得更加順利,從而構成基督教製度與社會認同、群體認同之間的雙向建構。

這種演變傾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出離了韋伯、特洛爾奇構設的教會-教派模式,直接以基督教社會化、社區化的實踐模式為基礎。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兩百年來中國基督教的信仰方式轉型,變社會與教會之間的張力為合力,變教會與社會的二元結構為信仰與社會的互動共建關係,構成為以基督教信仰為紐帶的社會交往及其社區生活方式。

盧龍光先生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及院長、前任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1996-2012)。正如本書是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的成果一樣,盧龍光中學時代就擁有的團契生活經驗,多年的教會中宗教生活體驗:循道衛理教會(當年的循道公會)觀塘堂的教會生活,以及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既是盧龍光教授三十年前接受神學訓練的場所。同時也是他從事學術研究、教學服務、教會服事的群體與基礎,研究與服務相互結合,神學建構與牧養模式彼此互動。

用盧教授本人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磨練的群體,批判性的思考訓練,使我不能隻向往溫馨的關係,必須學習獨立思考,建立以理性相交的群體生活。”

盧龍光牧師在基督教教界及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的卓越貢獻,獲眾教會一致稱許。每當學術研討會或其它學術活動,能夠與盧龍光先生見麵之際,往往就被他那感人的魅力、豪放的精神、美髯飄飄的瀟灑風度所吸引。如今,《愛你的鄰居—教會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問世於在大陸,對於大陸內地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建設及其事工、公益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與實踐參照。

注腳:
1 本文為《愛你的鄰舍——教會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一書序言,盧龍光編著,原版由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於2003年4月出版;大陸地區由金陵協和神學院出版,2013年7月第1版。
2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3 保羅·蒂利希《政治期望》,徐均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21頁。
4 約翰·羅爾斯著,托馬斯·內格爾編《簡論罪與信得涵義——給予共同體概念的一種闡釋》,左稀等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2年,112頁。
5 尤爾根·哈貝馬斯著,《合法性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0頁。


本文原載於“信仰和學術”微信號,本平台蒙允轉載,不擁有版權。

版權聲明

凡本網來源標注是“基督時報”的文章權歸基督時報所有。未經基督時報授權,任何印刷性書籍刊物、公共網站、電子刊物不得轉載或引用本網圖文。歡迎個體讀者轉載或分享於您個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體,但請務必清楚標明出處、作者與鏈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公共平台如需轉載引用,請通過電子郵件(jidushibao@gmail.com)、電話(010-82233254)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jidushibao2013)聯絡我們,得到授權方可轉載或做其他使用。

頭條新聞

李天恩牧師妻子牛淑君師母追思禮拜舉行:一生跟隨主走下去

圖片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