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3:16).

教會思考丨當現代基督徒遇上家長製的教會和領袖

作者:Jin Li 來源:基督時報蒙允轉載 2021年03月12日 08:42
圖源:Pixabay
圖源:Pixabay

原作者語:
教會的權力結構和使用受到所處社會背景的塑造和影響。在初代教父的著作中就存在大量對於牧者倫理的討論,牧師不僅作為牧人有責任了解和看顧羊群,而且牧者所承擔的看管的責任也要求會眾需要順服這種權威。

在前現代社會,牧師的職業暗含著一種家長式的權威。教會中的權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封建製度的等級製度是同構的。換句話說,一個人在教會中所處的地位和權威就等同於Ta的社會身份和權力。

盡管中國教會與西方教會麵對同樣的現代性背景的挑戰,但中國教會仍舊呈現出一些自身的特點。與西方教會在現代處境不同,當下中國教會試圖從非正式的權威和權力結構建立一套正式的權威和權力結構。

1. 曆史和現狀

198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家庭教會的聚會點,其主要特點是由1949年之前的信徒和家庭血緣傳承下來的基督徒作為小團契的領袖來帶領會眾。

因為某些外部原因,1980-1990年代信仰主要通過在親屬和熟人之間的人際網絡關係進行傳播,也帶有中國教會傳統中小群教會和耶穌家庭的某些特征。

組織模式非常類似西方目前的the Emerging church(新興教會),這類教會通常是以家庭成員和朋友關係構成了團契。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中的長者自然承擔起教會領袖的角色,以非正式規則的方式對會眾的生活進行指導。從參加教會時的衣著和舉止到信徒工作和婚姻的選擇,這些家長式領袖的意見對於信徒而言具有非常大的影響。

在這種背景下,新一代的城市基督徒對老一代教會領袖的家長製風格不太適應,甚至在觀念和實踐中出現衝突,並且隨著受過正規神學訓練的基督徒的增加,人們期待建製化的教會能夠規範教會紀律,約束家長製作風的領袖。

現今教會領袖(特別是在城市教會中)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通常反對教會進行建製化和牧師的職業化,甚至拒絕按立聖職,而是強調內在生命作為權威來源,但是卻仍舊擺脫不了家長製權力的形成和濫用的可能。

在2000年開始,眾多城市教會開始進行宗派化和會員製,撰寫教會的章程,以及牧者人員的按立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家長製的權威受到挑戰,這兩種教會權力結構的立場之間出現了衝突,也導致了一些教會的分裂現象。

根據普遍的觀察,這種衝突的消除和權力結構的轉變不是通過和解而完成,兩者的張力是隨著老一輩家庭教會領袖的離世和新興城市教會的出現而得到緩解。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開始建製化的教會就避免了權力的試探和濫用。

2. 麵臨的困境

與此同時,在西方基督教界也存在一種“東方主義”,即以浪漫主義的情結理解中國教會:一方麵認為中國基督徒在麵對嚴峻的外在環境時仍持守信仰,對於他們的屬靈故事和敬虔見證充滿著羨慕。

另一方麵,近年伴隨著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增長,中國能夠成為下一個基督教國(Christendom)的期待和描述也不斷見諸於西方的媒體和宣教之中。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基督徒中確實有很多美好的見證,但是也不能忽視教會自身的一些真實狀況,特別是權力問題。

實際上,早在基督教入華,教會一直困擾於權力的界限問題。在民國時期,基督教領袖和知識分子如韋卓民和趙紫宸都撰文批評過在中國文化和教會等級製雙重強化下導致教會領袖濫用自己的權力和權威。[1]

在這裏,我們必須回歸一個常識:即便在美國,因為有外部法律和各種宗派的內部治理委員會,很多治理結構成熟的教會和宗派仍舊難以避免權力的濫用,就不難想象一個缺乏外部監督和合適法律約束的中國教會真實的狀況。

首先,外部環境造成了中國教會麵對著一個權力和權利的困境問題。目前,中國JT教會在法律上還沒有享有合法登記的權利,教會不能夠作為一個合法的法人享有應有的權利。

這種狀況導致教會的財務和教會財產很大程度上是以私人,特別是教會領袖的名義登記,在實踐中隻能依靠個人品格和熟人監督;與此同時教會領袖的權力也因此得到強化,很容易在財務上進行濫用。

在我的田野觀察中,不乏出現教會財產被教會領袖或其子女侵占的例子。缺乏適用性的法律,對於信徒而言,在麵對教會權力濫用和自身受到侵害的時候,也無法得到法律的援助和保護。

其次,教會內部建製化的過程不一定能夠對於權力進行限製。近來,很多城市教會開始學習引入西方的教會會員製和宗派治理模式,教會在財務、教會紀律上更為正規化,然而並沒有完全克服傳統家長製的權力,相反在製度層麵還強化了一些曾經非正式的權力濫用。

在一些施行會友製度的教會中,在章程中對於會友責任和權利的規定不對等,在要求會友滿足主日出席的次數,奉獻的額度,對於教會權柄的順服等的同時,卻缺乏會友對於教會濫用權力時具有合理質疑權利的保證。

當會友質疑牧者權力濫用或者質疑講道內容時,通常被扣上“不順服”的罪名。在神學知識分布上,普通會友實際上和教會日趨職業化牧師也是不對等的。

因此,會友在神學和教會製度上都無法進行平等的訴求,隻能夠在離開和順服牧者決定兩者間進行選擇。

3. 問題與思考

在2018年5月號出版的網絡雜誌《教會》中有一篇文章,其中文標題“我信教會”曾在網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批評者認為這是中國教權強化的一個標誌,用地方教會的權力取代了普世教會,過度地強調對教會的委身和順服,並且錯誤將教會作為普遍曆史的目的,認為“人論裏麵上帝心意中的人就是教會——共同體的人,而最終成全的教會就是上帝所造的人。”[2]

一位基督徒學者曾對此評論說,“在這些對於教會權力過度強調的過程中,一些看似神學政治正確的口號背後,人們忽視了地方教會的權力界限在哪裏?也忘記了那些使用這些權力的人也是罪人。”

在現實中,教會對於信徒婚姻、工作、家庭的權力幹涉常常成為人們批評和爭議的話題。例如,一些大齡女性基督徒因為結婚對象是非基督徒,便在沒有得到輔導關懷之前,就被教會紀律懲戒,甚至有牧師要求新人在婚禮現場認罪的事情發生等等。

目前,中國教會還沒有足夠的理清大公教會和具體教會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區分一個神學上理想型的教會和實踐教會之間的區別,特別是當前外部的環境下,如何處理好一間具體的教會在權力實踐中牧者的權威和職分界限,仍舊是中國基督徒所麵對的問題。

權力不是一個實體,相反它體現在各種關係之中,表現為一個人在何種程度上決定他人的行動和決定。

無論是過去傳統上的家長製,還是西方的建製性教會都沒有給中國教會當下提供一個一勞永逸解決權力濫用的方法。這些問題,需要當代中國的基督徒懷著愛和盼望的心去思考。


注:
[1] 詳見,韋卓明,“Making Christianity Live in China”收錄於《韋卓民全集》(第十一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29-30. T.C. Chao, “Christianity and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Collected English Writings of Tsy Chen Chao (Works of T.C. Chao Vol.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399-403.
[2]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80502.html


本文原載於“信仰和學術”微信號,本平台蒙允轉載,不擁有版權。

版權聲明

凡本網來源標注是“基督時報”的文章權歸基督時報所有。未經基督時報授權,任何印刷性書籍刊物、公共網站、電子刊物不得轉載或引用本網圖文。歡迎個體讀者轉載或分享於您個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體,但請務必清楚標明出處、作者與鏈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公共平台如需轉載引用,請通過電子郵件(jidushibao@gmail.com)、電話(010-82233254)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jidushibao2013)聯絡我們,得到授權方可轉載或做其他使用。

頭條新聞

李天恩牧師妻子牛淑君師母追思禮拜舉行:一生跟隨主走下去

圖片資訊